剧版《繁花》中李李被带到派出所调查配资公司网站，同时接受调查的还有南国投上海总操盘手强慕杰。
事情的起因是南国投涉嫌二级市场违规收购上海瀛洲实业公司（剧中的601股票）。强总的收购虽然不合规，最多也就是罚款了事，李李将信息透露给宝总，宝总如果选择不跟，这笔大买卖就此擦肩而过，如果宝总在公示前重仓跟进，那就涉嫌“老鼠仓”，一旦坐实，宝总是要去踩缝纫机的，强慕杰出手的确够狠。
资本的残酷本就如此，现实中的发生的真实事件更是惊心动魄。
剧中的南国投说的就是深圳宝安集团，瀛洲实业则是上海证券市场最早的八家上市公司之一，民间称为老八股中的延中实业。
这是我国第一例资本收购战，被称为“新中国资本战争第一枪”，只是苦了那些炒家，一些加了杠杆的跟风者在“第一枪”声下几乎倾家荡产。
八十年代，延中工业公司只是上海静安区的一个街道企业，王牌产品是晒图机，一年的利润在百万以上，这在当时已经很牛了，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，急需大量资金。
幸运的是，延中赶上了好时代。1984年上海出台政策，鼓励新办集体企业发股融资。
当年，申请上市者和管理者都是摸河走路。由于政策规定只能是新办集体企业可以上市，延中注册了空壳公司，取名延中实业。
因为是新公司，工商注册和上市规章之间出现了相互矛盾的问题，经过工商局和金融处（当时审批上市发股的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）协商后，延中工业公司拿出30万资金，注册成立延中实业公司，工商执照到手后，交给金融处审核发股，等到延中募集的资金到位再增加注册资本。
80年代的延中打印社
这样一来，延中实业要想成功上市，必须募集到足够的资金。
延中的管理者计划拿出70%的股份，向社会个人进行出售，股票的面值100元。
当年，很少有人知道股票这玩意，延中生怕自己股份卖不掉，经上级同意，搞了个有奖销售，奖品是一套二房一厅的新工房。
1985年1月13日，延中实业股票正式向市民认购。
这一天，成了上海滩的大新闻，前来认购的市民非常疯狂，交通严重堵塞，警察比市民更紧张，唯恐搞出不可收拾的局面。
说实说，绝大部分人都是冲着房子去，股票什么的少有人介意，只当是买几张彩票。
当时的销售现场实在太火爆，几乎难以收场，为了避免出现意外，领导们商量后决定增加供应量，从企业认购的份额中拿出总量的20%，总算是勉强收官。
最后的结果，延中实业的法人股（当时报表上的名字叫单位股）仅占10%，社会个人股占比高达90%、股权极为分散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拿到11%股份，就能实际拥有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。
这为以后的“宝延风波”留下了隐患。
股份抢购的最大赢家，是上海毛巾厂的一位工人，他幸运地抽到了大奖，一套住宅。
1990年底，延中实业敲响了上市锣声，代号600601，简称601。但是配资公司网站，由于缺乏经验，公司章程中没有标注任何反收购的条款。
上海的股市，从1990年12月的100点开盘，一路涨到1992年5月的1429点，一年半涨了近15倍，巨大财富效应之下，上海人简直疯特了。
管理者为了解决交易柜面严重不足的问题，上交所在文化广场组织百家证券公司联合办公，首日开门营业竟来了4万余人，当时的场景吓死了在场的工作人员和领导，匆忙决定临时关闭。经过多次演练，调整，一个礼拜后才恢复运行。半年后，也就是1992年底，这个违规的临时场地终于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。
文化广场证券超市关张一个重要原因，股市开始退烧了，1993年证券市场迎来了第一次大熊市，一熊就熊了三年。
在一片绿色之中，延中实业的股价却出现明显异动，股价从最低的8.8元最高涨到44.20元，9月14日后，更是连涨11天，遥遥领先。
9月30日临近午间休盘时， 上海证交所突然宣布对延中实业实行紧急停牌。
随后，深圳深宝安集团发布公告：公司实际拥有延中实业普通股5%以上。
10月4日，宝安集团再次公告，持有延中实业股票15.89％，宝安事实上成了延中的最大股东。
事情被公开化，大股东延中工业公司才如梦初醒。
10月5日，上海延中首次公开回应宝安的收购行为，总经理秦国梁对宝安持有延中股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，指责宝安在二级市场的收购属于违规操作，涉嫌恶意收购，要求监管介入调查。
同一天，宝安集团总经理陈政立紧急抵沪，据传陈总这次来上海的行踪非常隐秘，一个晚上连换了三个酒店。
那个年代的治安状况一言难尽，很多地区都发生过血腥事件，陈总生怕上海方面找他麻烦，背地搞一些栽赃陷害的动作，宝安集团异地作战，谨慎小心也是情有可原。
上海毕竟还是讲规矩的地方，地方行政部门并没有强力干涉，只作壁上观。事后来看，宝安集团的谨慎多少有点心虚和小气。
接着，延中实业开始反击，聘请施罗德集团和香港生源公司担任反收购顾问。
延中虽然是集体企业，毕竟也算国企，上海的政策又远不如深圳灵活，很多的做法，在深圳被默许，在上海则被严格约束。
反收购专家提出的包括“毒丸”在内的很多方案，都牵扯到延中的资产计损，在当时的上海，国营资产的名义损失，是一道红线。
延中实业曾经想过联合本地企业在二级市场进行反收购。由于，股价已经被炒上天，此时入场难免去替别人抬轿子，就算惨胜，宝安集团照样赚了个盆满钵满，延中则要承受股价回落后的巨大账面浮亏，而且，短时间内一时无法筹措到巨额资金。
这些努力，最后都只能作罢。
宝安集团在这次收购中，动用了6000万资金，在九十年代，这是一次巨大的赌博。
宝安集团也不是没有软肋，按照当时制度，收购达到5%必须公示举牌，之后，每增加2%都需要公示。
但是，这项制度存在一个漏洞，没有对 "一致行动" 人作出定义，宝安公司借助上海分公司和其他关联企业，化整为零，分头行动，以“一致行动人”来逃避限制规定。
上海延中在政策束缚之下，只有紧紧咬住宝安借助多个法人账户，联手违规购买股票问题不放，并且深挖对方举牌前后的大量“老鼠仓”，一并提交给证监会，要求监管介入。
《繁花》中的李李利用信息优势，每天5万股跟仓601，如果是在举牌公告前买入，就是明显的“老鼠仓”行为。
10月6日，宝安集团陈总亲自拜访延中实业，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和解，表示这次收购是善意的市场行为，并不想改变企业现状。
延中实业的态度则相当强硬，先搞清楚宝安的股东合法性，再做下一步讨论，会议不欢而散。
双方协商没有结果，延中还有最后的底气，吃准对方最担心、最害怕就是被拖入诉讼，不管胜负如何，一旦进入司法程序，很容易拖上个一年半载。宝安在二级市场呼风唤雨的6000万资金是有成本的，时间越长越拖不起，况且还牵涉到“老鼠仓”，如果查实，将涉及刑事犯罪，宝安的结局恐怕只剩下身败名裂。
10月中旬，延中实业正式向上海法院提起诉讼，控告宝安违规持有延中股票。与此同时，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和协调。
深圳宝安集团显然有备而来，动用上海的资源，并在背后很是做了一些工作。
最终，通过上海证管办协调，双方达成谅解，避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。
1993年10月22日，证监会作出了最终处理决定：宝安公司立即停止收购行动，承认其所拥有延中19.8%股份的合法性；关联公司的24. 6万股延中股票利润归延中所有；对宝安公司的违规操作予以警告并处罚款100万元。
至此，深宝安与延中实业管理层达成合作协议，深圳宝安正式控股延中实业。
这场资本争斗，被称为“宝延风波”，是中国证券市场上首例公开收购上市公司的事件。
在这次风波中，宝安也做了一定的妥协，宝安派遣上海公司总经理出任延中实业董事长，但并不拥有投票权，原董事长周鑫荣保留其投票权，直到退休，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全部留任。
实事求是地说，“宝延风波”中深圳宝安的有些做法可以说是明目张胆的违规。
但是，同样不可否认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宝安打响的中国资本市场并购第一枪，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。
整个事件的主要策划者，宝安集团的陈政立和厉伟，不仅魄力大，更是精于算计。
选择熊市出手，监管的容忍度相对宽松，这是天时。
选择延中实业，也是经过慎重推敲，延中从里弄街道厂起家，政府几乎没有投入，就是静安区集管局下属的一个普通企业，爹不亲娘也不疼，这是地利。如果是上海市属企业，深圳宝安完全没有半点机会。
至于人和，从结果就可以看出，深圳宝安为此做了很多幕后工作，至少和延中相比，不落下风。
天时地利人和，就算推倒再来一次，由于上海、深圳两地的政策灵活度存在相当大的差距，宝安集团赢面依然很大。
不管怎样，“宝延风波”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第一次的收购和反收购配资公司网站，其正面效应要远超负面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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